法理判决和社会期待——论鹦鹉案背后的公平与正义
来 源:侯家欢时 间:2018.07.09

【案情回放】

2016年5月,深圳男子王某因涉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刑事拘留。此前,王某出售的6只鹦鹉中,有2只为小太阳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某获刑5年,并处罚金3000元。2018年3月30日,该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王某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3000元。

 

【争议焦点】

深圳鹦鹉案引发社会关注,人工饲养和野生的鹦鹉在刑罚上是否该区别对待成为双方争议焦点。

 

检方认为,司法解释中已经明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包括驯养繁殖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下称《公约》)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辩方则认为,野生动物,指非经人工饲养而生活于自然环境下的动物,不能任意扩大此概念的内涵,保护野生动物不等于必须一并保护与野生动物同种的家养动物。

 

本案中,大家会费解怎么卖个鹦鹉就触犯了刑法呢,亦或是辩驳于王某所出售鹦鹉是自己大量驯养繁殖鹦鹉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王某在客观上并未使濒危动物数量减少,反而是增加。我们不禁会问,这究竟是在保护濒危物种还是在侵害濒危物种?

 

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了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如果要构成该罪,首先要明确的是怎样的动物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显然,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界定某动物是否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权力应当掌握在法定授权的某个具体国家机关或组织。

 

在我国,刑法意义上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有了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号)(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从该《解释》中不难发现,司法解释明确将“野生动物”与“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同等对待。回归到案例本身,争议焦点就显而易见了。对于这样的“同等待遇”,学界就有人给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该解释超出了最高院制定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超越了我国加入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标准,也与现有法律的规定相抵触,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扩大解释之嫌。

 

从形式上看,本类犯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秩序。那么,人工养殖或者驯养的野生动物能否成为本类犯罪的犯罪对象?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考虑。

 

第一,对于纯粹人工驯养或培育的动物,原则上不应纳入本类犯罪的犯罪对象之列。其理由是:(1)由《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条的规定可知,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生态平衡。例如,根据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关于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梅花鹿等54种野生动物名单的通知》的规定,对于梅花鹿、马鹿等54种野生动物,可以依法驯养繁殖、经营利用、运输携带和进出口。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既然对通过成熟技术驯养繁殖的梅花鹿可以进行经营性利用,那么就表明对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进行经营性利用并不会危及自然生态的平衡,因而没有必要将其纳入刑法的范围予以规制。(2)纯粹人工驯养或培育的动物完全没有野外自然生长的过程和经历,对其不能作野生动物看待;否则,就会不当扩大野生动物的范畴进而扩大打击面,以至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第二,对于无法确定为纯粹人工养殖或者培育的人工繁育动物又该如何适用法律?一个最新的趋势就是,2018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斯伟江律师提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复函表示,“已经启动了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司法解释制定工作,拟明确规定对于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的要体现从宽的立场,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确保相关案件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对于人工繁育的情形从宽处罚已经纳入了立法者考量当中。

 

案例中被告人王某所出售的鹦鹉,属于最高法司法解释认为的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和列入公约附录Ⅰ、Ⅱ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因此,被告人王某收购、出售涉案鹦鹉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刑法的规定,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为什么该案能引起法律界乃至普通民众的热烈讨论呢?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审判机关的定罪量刑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以及社会公众对法的期待之间的权衡。根据本案证据反映的情况,王某非法收购、出售的野生动物中,间接繁殖驯养的居多,直接伤害的野生动物很少;而非法收购、出售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同非法收购、出售完全直接源自野外环境的野生动物,其社会危害性毕竟有所不同;且王某在二审中仍表示认罪悔罪。从二审判决结果看,一审判决存在量刑过重的问题,没有考虑到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与纯野外生长的野生动物的差别,也超出了社会公众的法感情。

 

刑法的苛责性是其天然属性,对于触犯刑法的犯罪人进行刑罚惩戒是其应有之义。但是随着社会现实不断发生变化,人类技术不断深化,刑罚的滞后性问题也逐渐突出,技术和社会带来的法律空白和法律实际规范的行为始终是摆在我们法律从业者面前一道难题。或许这道难题最终不会有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法律从业者通过不断努力最大限度的追求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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