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周推】浙江醉驾调整缩减犯罪圈和刑罚圈是理性回归

《纪要》是在醉驾案件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进行的调整。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醉驾正式入罪。八年多来，以醉驾行为为主要行为方式的危险驾驶罪案件数居高不下，甚至超过了传统罪名盗窃罪。据2019年7月24日《人民公安报》报道：2019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酒驾醉驾90万起，其中醉驾17.7万起，因酒驾醉驾导致死亡交通事故1525起，造成1674人死亡，分别减少20.7%、20.4%，醉驾入刑有效遏制了酒驾类交通事故发生。另据2019年7月3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2019年上半年，全国共各省（区、市）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数量最多、占比最大的5类罪名分别是：危险驾驶罪，盗窃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危险驾驶罪后来居上，成为刑事案件数第一罪名，超过了盗窃罪。据此可知，以醉驾为核心的危险驾驶罪贡献了全国的犯罪总数，大大拉升了中国的刑事犯罪率。如果适当地调整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整体的犯罪率，正如之前对于盗窃罪通过数额提高立案标准的效果一样。

醉驾必拘和刑罚适用从宽有效配合。浙江的这次《会议纪要》中确定：“经呼气测试或抽血检验，血液酒精含量在80mg/ml以上的，应当予以拘留。”这就意味着，凡是醉驾者（紧急就医等事由可以暂缓执行），在刑事强制措施方面难逃被执行拘留，虽然不是刑罚，但是具有剥夺自由的惩罚意味。虽然立案之后可能不移送起诉、不起诉或者免予处罚。但通过拘留强制适用的方式实现对醉驾者的“惩罚”（当然，这种拘留的性质和作为治安处罚的拘留是不同的）。

理性打击醉驾有社会效果的考量因素。理想主义者认为，只要醉驾入刑，就可以控制乃至消灭醉驾。这是不符合犯罪规律的理想。醉驾入刑不但追究刑事责任，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造成的消极后果也很大。我国没有前科消灭制度，一个人一旦定罪并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就意味着在之后的人生会受到包括就业在内的各种歧视，不仅包括公务员、法官、检察院、警察、教师、医生、导游等在内的职业不能担任，还有众多的企事业单位设定了对“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拒绝录用。一瓶啤酒可达醉，判几个月的拘役，一辈子受到限制。本次《纪要》，在适用不起诉、免予处罚或者不移送起诉起诉的条件上，提升了酒精含量的标准。笔者比较了三次纪要的酒精含量，分别是2012年的90mg/ml、2017年的140mg/ml和本次的170mg/ml。换言之，将会有更多案件的当事人会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一方面包含了惩罚，一方面又能避免留下刑事案件的“污点”，这包含了政治的智慧和社会效果的考量。

行政犯应当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有机配合。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行政犯，和侵犯人身、财产的自然犯而言，行政犯往往有配套的行政责任来予以追究。如果用行政方法达到目标，则不应当轻易动用刑罚。这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精神。醉驾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并不等于没有责任追究。除了行政拘留之外，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这样依然可以实现预防再犯的目的，也警示了其他人，堵住了未来再犯的风险。

调整醉驾的标准也有司法成本的考量。一个罪名归入刑法典只要几行文字即可，但一个罪名的适用却包括了侦查、检察、审判和执行在内的人力、物力的消耗。尤其在当下司法资源十分紧张的环境下，一个并不十分严重的罪名却消耗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这会挤占了其他更需要处理的案件的资源。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危险驾驶罪”的罪名可知最近三年的案件数：2017年为72221件，2018年为76066件，2019年为64763件（截止2019年10月11日）。每年的案件数是惊人的。本次调整，对于缓刑的适用体现了理性的原则，修改了2017年《纪要》中对于不得适用缓刑关于酒精含量的规定。这意味着更多的人不在看守所执行，而是在社区予以矫正。既可体现惩罚，又可节约司法成本。

醉驾有危害，这是对该行为入罪的原因，对该行为应当予以打击。但对于醉驾的打击可以采取行政拘留、剥夺驾驶证等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即便在刑事责任的追究中，也有适用缓刑不移送起诉、不起诉和免予处罚的选项。浙江本次调整，贯彻了宽严相济的政策，也理性地正视醉驾司法处置的现状。虽然仍有完善之处，但总体思路趋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