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案起源于2015年1月，彼时斯曼特公司已深陷困境，资不抵债从而进入破产程序。破产管理人在细致清理公司资产的过程中，发现公司股东仍有近500万美元的注册资本尚未缴足，于是以公司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将胡某生等6名董事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案历经一审、二审以及再审程序，过程曲折而漫长。2019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再366号民事判决，认定胡某生等6名董事未能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需对公司股东欠缴的出资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早在2020年7月14日，浙江事务所的李小文律师就针对该再审判决撰写了深入的评析文章。即便案件已经由最高法作出再审生效判决，李小文律师依然凭借其敏锐的法律洞察力和专业的法律素养，大胆指出：“本案判决似乎存在可商榷之处，这样的判决可能会不公平地加大公司董事的法律责任。我们应当依据各位董事各自的过错，合理确定相应的赔偿额度，而不是简单地让全体董事承担全额连带赔偿。”

李小文律师还在文章中强调：“公司董事未尽催缴义务所承担的责任应当与其义务的性质相适应，再审判决判令胡某生等6名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再审判决作出后，胡某生等6名董事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检察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严谨的审查和论证，以“公司董事未尽催缴义务所承担的责任应当与其义务的性质相适应，再审判决判令胡某生等6名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经过认真研究和审理，最终采纳了抗诉意见。经过再审改判，结果发生了重大变化：胡某生等3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因在特定期间内未尽到催缴义务，需在过错范围内（即对公司损失的10%）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而其他3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则被认定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这一案件的最终改判结果，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和社会影响。它不仅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更彰显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而李小文律师5年前对最高法再审案例的专业点评意见，最终获得了最高检抗诉、最高法二次再审改判的支持，这无疑是对他专业能力和法律素养的高度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