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2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作为有着 “小宪法” 之称的刑事诉讼法，继 1996 年、2012 年两次较大修订，以及 2018 年局部调整之后，迎来又一轮系统性完善。根据网上发布，本次修正草案共计 55 个条文，涉及基本原则适用、人身强制措施规范、涉案财物处置、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未成年人特别程序、涉外刑事诉讼等多个领域，诸多修改直面司法实践运行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一、落实无罪推定原则：从法律理念进一步强化为办案遵循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已经确立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在司法实践当中，部分案件仍会受到固有办案思维的影响，先形成主观预判，有罪推定的残余观念仍有存在空间。

本次草案新增 “禁止有罪推定” 相关表述。寥寥数语，制度意义却十分重要，意味着无罪推定不再只是司法理念层面的倡导，而成为办案机关应当严格恪守的行为准则。

对辩护律师来说，在会见当事人、提交法律意见、开展庭审质证等各个环节，都可以援引该规定，督促办案机关在证据收集、强制措施适用等工作中保持客观中立。错案的形成往往不是单一环节导致，而是程序推进过程中各类偏差逐步累积的结果，从源头规范办案思维，能够更好防范程序偏差的发生。

二、强制措施引入比例理念，全链条规范拘留、逮捕与羁押审查

人身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刑事辩护的重点关注内容。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存在羁押适用偏多的倾向；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争议。现行法律规定，监视居住优先在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只有在无固定住处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在实际操作中，个别案例出现适用边界把握不准的情况，从而变相产生羁押效果。

草案从多个层面对强制措施制度作出系统性优化。

首先，确立强制措施适用的总体导向，明确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应当以确有必要为前提，与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性质及情节相匹配，做到适度适用，避免过度采取强制手段。另一方面，收缩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情形，针对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通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处理，而是依法选择其他强制措施。

其次，规范公安机关拘留期限延长规则。针对实践中部分案件提请批捕前拘留延长适用标准不够清晰的问题，草案完善公安机关为提请审查批准逮捕而延长拘留时间的相关条款，细化可以延长拘留期限的法定事由，适度压缩延长拘留的时长，同时明确拘留阶段应当开展快速侦查。

再者，强化检察机关审查逮捕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约束。现行制度下，审查批捕阶段讯问嫌疑人、听取辩护意见的执行尺度并不统一；羁押必要性审查多依申请启动，常态化主动监督尚有提升空间。草案明确，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把讯问与听取意见确立为审查批捕的必经程序；同时确立定期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更加强调常态化主动监督。

三、拓展辩护保障机制：法律援助扩展，夯实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辩护权保障水平，是衡量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草案主要从法律援助供给、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两个维度作出完善。

第一，推动法律援助服务向诉讼前端延伸。现行法律规定，盲、聋、哑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属于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法定情形。普通案件的法律援助较多集中在审判阶段，而审查起诉阶段恰恰是案件事实认定、罪名量刑形成的关键阶段，如果此时缺少辩护律师介入，后续辩护工作开展会面临不少现实阻碍。据此草案作出补充：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辩护人；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同样可以通知指派法律援助律师。

第二，细化律师执业权利的刚性保障规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律师提出会见要求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安排会见” 在流程流转中容易出现时间延后，律师会见排队、会见不及时是实务中反映较多的问题。草案调整表述，明确 看守所应当保证辩护律师至迟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押人员，从 “安排会见” 转向保障会见结果，通过结果导向推动制度落地。

四、规范涉案财物处置，强化程序正义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是办理涉企刑事案件当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现行法律已经作出相应约束：只能查封、扣押可以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经核实确认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内解除相关措施并予以返还。

草案针对涉案财物处置构建更加系统的规则：一是厘清涉案财物的认定标准，规范查封、扣押、冻结的适用范围，尽可能降低办案活动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二是完善异地办理查扣冻的协作、通知机制，规范公权力行使边界；三是建立涉案财物的法庭调查与辩论程序，要求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相关事实、证据开展专门审理，利害关系人可以就涉案财物处置提出异议，必要时出庭发表意见。

这意味着涉案财物处置不再完全依附于刑事定罪量刑判决，需要经过完整正当的司法程序审查，从制度层面规范涉案财物办理，减少因财产处置不当给市场主体带来的不必要影响。

五、完善被害人权利保障，构建更为均衡的诉讼格局

传统刑事诉讼被害人的程序权利容易被忽视，不少案件中被害人参与诉讼的渠道有限，程序参与感不强。本次草案注重补齐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短板，体现修复性司法的理念：刑事诉讼不只是国家追诉犯罪的活动，同样应当重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

其中告诉才处理案件取证协助规则的调整广受关注，像侮辱、诽谤这类案件，普通当事人自身收集证据的能力有限，常常陷入取证困难的困境。草案新增规定，被害人收集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请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有望缓解自诉案件立案、取证的现实困境。

除此之外，草案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明确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完善被害人死亡后近亲属申请抗诉的相关规则。

六、立足以审判为中心，校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证人出庭规则

讯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从原来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案件以及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拓展至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同时细化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证据排除规则。同步录音录像覆盖范围扩大，能够减少讯问环节的程序争议，也为庭审质证提供更为充分的基础材料。

草案进一步健全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新增证人应当出庭的法定情形，把 “证人证言前后出现重大矛盾、发生实质性变化” 纳入法院应当通知证人出庭的范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适用以来，有效提升了刑事诉讼效率，但实践中也出现部分案件简化办案流程、片面追求办案速度的现象，存在违背当事人意愿促成认罪认罚的潜在风险。现行法律已经明确，被告人并非自愿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可以不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但对于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还缺少更加细化的刚性程序。草案增设认罪认罚 “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 的审查标准，要求签署具结书的全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明确人民法院只有核实前述条件之后，才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