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作为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满足社会融资需求、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异化现象：出借人并非以自有资金出借，而是从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乃至网络信贷平台套取贷款后，再以更高利率转借给他人，从中牟取息差收益。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民间借贷“资金应为自有资金”的基本要求，更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加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使得资金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以蚂蚁借呗、微粒贷、度小满等为代表的网络借贷平台，凭借便捷的申请流程和快速的放款机制，成为部分出借人获取转贷资金的新型渠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专题调研显示，在法院认定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案件中，互联网金融平台贷款作为资金来源所占比例显著上升，这一趋势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和司法认定的难度。

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多次修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逐步收紧了转贷行为的效力评价尺度。2020年第二次修正后的《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然而，该规范的适用仍面临若干核心问题：其一，“套取”一词的标准内涵尚需明确，实践中与“借名贷款”的区分存在模糊地带；其二，网络信贷平台贷款是否属于“金融机构贷款”，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其三，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尤其是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标准和过错分配规则，尚需进一步厘清。

在此背景下，明确转贷行为的认定标准、厘清其法律后果并完善救济机制，对规范民间借贷秩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拟以网络平台借贷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逐一分析，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一）规范体系的层级结构

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行为的法律规制，形成了以《民法典》为基础、以《民间借贷规定》为核心、以其他监管规范为补充的多层次规范体系。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确立了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基础判断标准，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行为因违反金融机构贷款用途的强制性管理规定，以《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作为效力否定的一般性依据。第一百五十七条则进一步明确了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财产返还、折价补偿及过错赔偿。

《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行为明确列为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之一。该规定与原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存在重要差异：原规定要求“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同时具备“套取”“高利”“借款人明知”三项要件；而2020年修正后的第十三条删除“高利”要求和“借款人明知”要件，仅保留“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一项事实，即构成合同无效的理由。这一修订显著降低了合同无效的认定门槛，反映出立法者从严规制转贷行为的政策取向。

（二）“金融机构”的范围界定与网络平台的定位

“金融机构贷款”的范围是套取转贷认定的基础前提。传统上，金融机构主要指银行、信用社、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金融机构。然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网络信贷平台是否可以纳入“金融机构”范畴，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前沿问题。

从功能主义视角看，蚂蚁借呗、微粒贷、度小满、拍拍贷等主流网络借贷平台实质从事类金融业务，其在资金来源、放贷机制、风控体系等方面与传统金融机构高度同构。司法实践中，多地法院对此持肯定态度。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在审理齐某诉周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明确指出：“齐某从度小满、拍拍贷等借款平台上获取贷款后在转贷给他人的行为符合‘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认定标准，由此产生的民间借贷亦属于无效合同。”新疆库车市人民法院在审理王某诉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同样认定，王某向网络平台贷款后转借给李某的行为，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裁判思路并非将网贷平台本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金融机构”，而是基于网络信贷平台的贷款资金源于或最终流向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如借呗资金来源包含商业银行联合贷款），实质上属于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范畴。这一认定方式体现了“重实质、轻形式”的司法导向，符合金融活动穿透式监管的原则精神。

（一）“套取”行为的认定标准

“套取”并非严格的法律术语，司法实践中需结合客观行为予以判断。基本标准有二：其一，出借人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真实的贷款合同关系；其二，出借人未按照与金融机构约定的贷款用途使用资金，而是转贷给第三人。

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淮北某建投公司诉淮北某房产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发展了重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法院认为，借款人举证证明出借人在合同成立时尚欠金融机构贷款未偿还的，可推定出借人的出借资金源于金融机构贷款；出借人否认该推定的，应当提出反证并达到使推定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证明标准。这一规则有效缓解了借款人举证困难的实践困境。

（二）与“借名贷款”的区分

套取转贷与借名贷款在外观上具有相似性，但二者法律性质不同。套取转贷中，出借人系金融机构的名义借款人，资金经出借人账户后转至实际用款人，出借人与实际用款人之间成立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而所谓“借名贷款”，是指名义借款人（资质较好方）以自己的名义与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取得贷款资金后，将资金交由实际用款人使用，实际用款人承担还款责任的情形。与套取转贷不同，“借名贷款”中名义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之间通常不存在借贷合意，双方之间可能构成委托合同关系或代理关系。

将借名贷款错误认定为套取转贷，或者将套取转贷错误认定为借名贷款，均会导致不当的裁判结果。前者会导致本应有效的委托合同被错误宣告无效，损害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后者会导致本应无效的转贷合同被认定为有效，助长规避金融监管的行为。因此，法官在个案审理中应当审慎区分二者，避免简单以“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即认定转贷无效。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法院在审理王某某诉孟某某一案中对此作出了区分。法院认为，从借条内容看，明确载明“用王某某房产在商业银行抵押贷款柒拾万元正”；从贷款资金流向上看，银行贷款用途及转账备注均为“路桥施工进料”；从还款情况看，贷款后一年多的本息均由孟某某偿还——综合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名贷款”关系，构成委托合同而非民间借贷。

（三）合同无效的理论证成

套取贷款转贷合同为何应认定无效？理论上存在多种解释路径。部分学者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强制性规定”切入，认为转贷行为违反了《商业银行法》中关于贷款用途的约束性条款，属于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有学者从违反金融监管秩序的公共利益角度出发，主张转贷行为扰乱了信贷资金的计划配置和管理秩序，危害金融安全，违背金融领域公序良俗。

本文认为，套取贷款转贷合同无效的本质，在于其扰乱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定向配置秩序，放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敞口，并实质规避了金融监管。从“穿透式监管”的理念出发，套取转贷行为所借贷资金虽表面由金融机构流向出借人，但最终实际使用人并非金融机构信用评估的对象，信贷风险无法被有效定价与管控。司法实务对此已有清晰定位，采取严格的否定性评价立场。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合同的无效，不要求转贷具有营业性、经常性，也不以谋取利息差为目的。偶发性的转贷行为，即便出借人未从中获利，亦应认定合同无效。这一立场体现了国家对信贷资金用途监管的严格态度。

（一）返还财产与折价补偿的基本规则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在套取贷款转贷的情形下，借款人因无效合同取得的借款本金，应当返还给出借人。对此，司法实践中不存在分歧。然而，合同无效是否意味着双方权利义务的完全消灭？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借贷合同无效，借款人实际占用了资金，出借人亦因此产生了机会成本或向银行的利息支出。

（二）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标准

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是套取贷款转贷案件中争议最为集中的问题。《合同编通则解释》出台前，实践中存在三种做法：其一，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后双方约定的利息自然无效，不支持任何利息损失；其二，认为可按双方过错比例分担出借人向银行支付的贷款利息损失；其三，认为借款人明知贷款转贷，应承担资金占用费，以一年期LPR为标准计算。

《合同编通则解释》对此作出了明确回应：双方约定的期内和逾期利息均无效，出借人可主张本金返还，要求有过错的借款人赔偿损失，以按照一年期LPR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为限。即使因借款人未按期归还本息导致出借人向金融机构的贷款出现逾期而产生违约金，出借人可主张的损失赔偿也以按照一年期LPR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为限。

资金占用费的计算需区分利率标准和起算时点两个维度。就利率标准而言，在出借人资金来源为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情形下，一般认为借款人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具有过错，资金占用费的利率可按照一年期LPR计算。当借款人以不知系贷款转贷抗辩自身不具有过错时，需出借人证明借款人明知；若认定借款人无过错，则出借人可主张的损失赔偿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为限。

（三）过错分担规则的精细化适用

合同无效后的损失分配，核心在于过错的认定与配比。按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归纳司法实践，过错认定主要考量以下要素：借款人在借款时是否明知或应知出借人资金来源于贷款；出借人是否如实告知资金来源；借贷合同约定的利率是否畸高，反映牟利意图；双方对合同订立的风险认知程度。

陕西省白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陈某诉陈某某案中，双方合意由原告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出借给被告，对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因此法院根据过错比例分担原告向银行支付的利息损失。湖南省汨罗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张某诉陈某案中，法院亦结合双方过错程度，酌情认定陈某向张某支付损失的80%。

相比于前述过错分担模型，实践中还发展出了“过失相抵”原则的适用逻辑。当出借人自身明知转贷行为的违法性却仍为之，应当自行承担贷款利率与一年期LPR之间的差额部分。此种损失分配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此外，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资金占用费计算方式的创新探索。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法院指出，以当事人请求范围为限，若出借人主张要求借款人偿还的本金及利息为确定的金额，需注意在明确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方式时，资金占用期限不应超过借贷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

（一）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框架与现实挑战

近年来，我国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监管持续加强。2026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要求进一步加强贷款资金用途真实性审核，严防信贷资金违规流入禁止性领域。公安部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亦启动新一轮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聚焦非法存贷款中介、非法网贷平台和助贷机构等领域。上述措施从源头上减少了转贷资金的可获得性，为司法认定提供了政策支撑。

网络借贷平台贷款资金用途普遍受到严格限制。以蚂蚁借呗、微粒贷、京东金条为例，贷款用途均需符合国家监管要求，主要用于个人消费场景，不得用于购房、投资、偿还其他贷款或非法用途。将此类贷款资金转借他人，既违反平台用户协议的约定，亦违反金融监管规定的基本精神。

（二）网络平台贷款的司法认定

网络借贷平台贷款是否属于“金融机构贷款”，直接决定了《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三条的适用空间。从司法实践观察，法院普遍采取扩大解释或功能主义判断的立场。在周某诉齐某借款合同纠纷案中，鹿邑县法院明确表述：“因度小满、拍拍贷等贷款平台为网络借贷平台，其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转设立的金融机构。因此从度小满、拍拍贷等借款平台上获取贷款后在转贷给他人的行为符合‘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认定标准。”这一认定扩大了“金融机构”的内涵，体现了司法裁判对金融创新的回应。

在齐某诉周某一案中，原告齐某从度小满、拍拍贷、花呗等借款平台上套取资金后，按月息2分转借给周某125000元。法院审理认定，原告从上述借款平台套取贷款后再转贷给他人的行为符合“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认定标准，双方借款合同无效。法院进一步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并按照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

湖北省某县人民法院在审理齐某诉蔡某案件中亦采纳了类似立场，认定因债权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案涉借贷关系无效。这些裁判共同指向一个明确的结论：网络平台贷款转借他人的行为，在法律上不因平台性质而获得任何豁免。

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行为的效力认定与法律后果，核心结论可概括如下：其一，根据《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此无效不要求转贷行为具有营业性、经常性或牟利目的；其二，网络借贷平台贷款属于“金融机构贷款”的范畴，从网络平台套取贷款后转贷他人的行为同样适用上述无效规则；其三，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包括本金返还、资金占用费支付和过错分配，其中资金占用费一般按照一年期LPR计算，双方均有过错的按比例承担。

为完善相关制度的适用，本文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出台专门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网络平台贷款”的金融机构属性，统一裁判标准。第二，将《合同编通则解释》确立的资金占用费以一年期LPR为上限的标准推广适用，统一损失计算规则，减少同案异判。第三，加强对网络借贷平台的资金流向监测，要求平台在贷款合同中明确提示转贷行为的法律风险，从源头上防范套取转贷行为的发生。

李京衡

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